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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以科技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成为重要增长引擎，催生了对“耐心资本”的庞大需求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AIC作为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核心载体，其战略价值得以凸显，正通过提供“耐心资本”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。本文基于商业银行AIC的发展现状，阐述提升其耐心属性的重要意义，剖析当前面临的掣肘因素，并从AIC内部的特色机制、资金来源、人才建设与流程优化四个维度，提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建议，以期为AIC更好履行耐心资本功能、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提供实践指引。

　　自2016年国务院启动市场化债转股改革以来， AIC作为商业银行体系内专业从事股权投资的持牌机构，经历了从试点到规模化发展的快速成长。2017年，五大国有银行率先设立首批AIC，以市场化债转股为主营业务，解决不良资产与企业杠杆率高的问题。2020年，监管政策实现关键突破，允许AIC在上海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试点，标志着其业务从债务重组向线年，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北京、天津、重庆、南京、杭州等18个城市及相关省份。当前，商业银行AIC发展呈现以下特征：体系布局基本成形。2025年7月，邮储银行宣布拟设立中邮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，标志着六大国有银行全部完成AIC布局。试点主体亦扩展至股份制银行，兴业银行、中信银行、招商银行相继获批筹建，注册资本介于100亿至150亿元。目前9家AIC注册资本总额近1500亿元，形成“国有大行+股份行”的发展格局。业务模式持续深化。AIC从早期债转股工具逐步发展为覆盖股权投资、资产管理、财务顾问等综合性股权投资平台。试点扩容后，AIC积极与地方政府、产业资本合作，通过“直投+基金”模式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。截至2025年6月末，全行业在试点城市的签约基金总规模超3800亿元，所有试点城市均实现首单业务落地。盈利能力显著增强。

　　自AIC成立以来，国有五大行AIC合计总资产从2018年末的1508亿元增长至2024年末的6027亿元，增长约3倍；净利润从2018年末的11.47亿元增长至2024年末的183.54亿元，增长逾15倍。其中，AIC合计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58.74%，增速显著高于母行。资金来源更趋多元。央行定向降准资金约占其总资金的70%～80%，同时AIC可通过发行金融债、同业借款等方式开展表内融资。试点范围扩大后，AIC通过其附属机构发起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日益成熟，资金来源更趋多元，政府引导基金、产业资本等长期资本正成为重要的基金合作方。行业地位逐渐凸显，截至2025年6月末，国有五大行AIC作为普通合伙人，已累计认缴出资基金规模近800亿元，合计设立基金近100支，逐渐成为一级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投资人。

　　完善科技创新融资体系的关键环节。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常面临“死亡之谷”，因风险高、周期长，传统资本往往回避该阶段。AIC股权投资基金兼具市场逻辑与制度属性，有助于弥补我国早期阶段股权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。相较于追求短期回报的VC/PE及产业资本，AIC更注重战略价值培育，具备更长投资周期和更高风险承受力，与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的长期性、不确定性高度契合。在中央明确提出“壮大耐心资本”的背景下，增强AIC耐心属性，既是响应国家政策，也是服务科技强国与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。引领社会资本踊跃参与的示范效应。近年来，受国际形势复杂、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等影响，我国股权募资市场整体收缩，国有资本参与度持续提升，“国资化”趋势显著。2024年，国有资本认缴出资达12542亿元，占全年基金认缴总额的81.58%。其中，银行机构出资1100亿元，较2023年增长94%，反超保险机构出资规模。这一变化与监管对AIC发展的政策支持直接相关。2025年，随着AIC政策进一步放宽，银行机构出资规模继续攀升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，推动上半年股权募资市场回暖，规模同比提升12%。国有资本凭借其示范效应，不仅强化国有企业履行创新主体责任的意愿，也引导更多资源流向关键技术领域与产业链薄弱环节，激励社会资本投向周期长、风险高的早期硬科技项目。带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。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及城镇化进程趋缓，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。地方政府积极借鉴“合肥模式”“深圳模式”等经验，鼓励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发展，推动从“土地财政”向“股权财政”转型。截至2025年6月末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467.3万亿元，而存续私募股权基金规模仅为10.95万亿元，二者差距显著，表明银行系资金向股权投资转化潜力巨大。地方政府通过引入银行系资金，可缓解本地募资难题，实现中央与地方在资金与资源方面的有效联动。借助AIC在专业能力、基金管理与资金规模等方面的优势，结合地方国资的产业引导作用，能够更好推动地方产业链培育与升级，助力拓展新财政收入来源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相关机制与股权投资规律不匹配。一是AIC所肩负的长期战略使命与当前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存在脱节。尽管其投资周期可长达5~10年，但现行的绩效考核仍难以摆脱以年度为主的短期盈利导向，过度围绕资本回报率、人均利润等时点性指标，这使其在践行长期价值投资时面临内在冲突。二是合理容错机制的缺失制约股权投资积极性。股权投资本身具有高失败率，尤其硬科技早期项目风险更高。现行的绩效评价机制未能确立与投资组合整体收益相匹配的、对单一项目失败的合理容错空间，制约了团队的风险偏好。三是责任认定机制不完善导致决策保守。即便多数项目成功，个别失败也可能引发国有资产流失质疑，使投资行为偏离“耐心”初衷。资金属性与股权投资性质不协调。一是银行资金因其传统的“债性”属性，在期限、收益与风险偏好上与股权投资存在天然差异。尽管AIC在资本计量上享有针对股权的优惠安排（如债转股风险权重为250%），但其最低6%的独立杠杆率要求，客观上限制了资本的无限扩张。同时，AIC尚未普遍建立起与股权投资高风险、长周期特点完全匹配的、有效的结构化增信体系。这些因素叠加其源自银行体系的审慎风控文化，共同导致其在项目选择上更倾向于风险相对可控、现金流稳定的成熟型企业，而在承担更高风险以博取超额回报的早期科技投资方面，积极性仍显不足。

　　人才储备与股权投资扩容不同步。一是股权投资对行业研究、估值定价与投后管理能力要求高，而债转股业务与股权投资逻辑差异大，银行薪酬体系也难以吸引兼具深厚金融背景、丰富投资经验和对特定产业深刻理解的股权投资人才。二是股权试点扩容至18个城市所在省份，项目数量爆发式增长，AIC及附属机构人员总量与结构难以有效应对，项目经理缺口扩大导致项目排队时间过长，易错失投资良机。三是投研能力建设滞后。与市场化机构相比，AIC在行业研究、项目挖掘与估值分析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，缺乏既懂技术又懂投资的复合型人才，制约对硬科技项目的精准识别与价值判断。业务流程与股权投资要求不适应。一是尽调流程面临“非标化”矛盾。债转股项目对象以成熟的央国企为主，行业分布以传统企业居多，尽调流程相对标准化；而“投早投小”面对的多为初创团队，核心资产可能是代码、专利或构想，尽调重心须转向团队背景、技术壁垒与市场潜力，需构建高效评估“无形资产”和“人的价值”的非标流程。二是决策流程面临“个性化”冲突。早期科技投资机会窗口短、个性强，若沿用债转股项目多层审批链条，必然错失良机，须优化决策流程。三是投资策略面临“趋同化”倾向。尽管政策引导“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，实践中因风控文化形成的风险厌恶，仍将资源集中于Pre-IPO、成熟企业等低风险项目，对种子期与初创期覆盖不足。2024年AIC完成的156起投资案例中，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占比超70%，早期项目不足30%，偏离“耐心资本”定位，制约其在硬科技投资中的引领作用。